19世纪40年代中期，爱尔兰发生了一场因马铃薯歉收而引发的大饥荒。它是爱尔兰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给因人口迅速增长而非常大程度上依靠马铃薯维持基本生活的爱尔兰民族带来空前的灾难。几年之间，爱尔兰人口锐减了十分之一，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间传统文化销声匿迹，整个地区满目疮。

  对英爱关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影响的事件是宗教改革。英格兰人所珍爱的自由思想，以及这一个国家上升为伟大帝国的历史都与新教徒的出现紧紧联系在一起，而爱尔兰，偏安北欧一隅几乎从未涉及宗教改革。这导致的隔阂从来不曾被克服。随着宗教改革之后的欧洲政治分化，英格兰和爱尔兰站在了对立面。

  从那以后，只有通过反抗英格兰以及目睹英格兰敌人的胜利，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心理才能被满足，爱尔兰人的宗教信仰才能兴旺爱尔兰的自由意味着西班牙的菲利普和宗教裁判所取代伊莉莎白一世，意味着詹姆斯二世取代威廉三世，它甚至意味着由于穷困和压迫与陌生的国家交朋友一-拿破的胜利。

  一个国家的历史与另一个国家的历史截然相反，对于英国人来说，意味着荣耀、胜利和繁荣的特别名称对于爱尔兰人来说，却意味着堕落、贫困和毁灭。在爱尔兰，伊丽莎白一世只代表她对爱尔兰人恐怖的征服。在克伦威尔远征后，爱尔兰独立的希望破灭了，特别是威廉三世的即位和 1688 年的光荣革命，更使爱尔兰完全屈从于英格兰的统治。

  不列颠人的自由巩固了，天主教爱尔兰人则只与英格兰对自己的，以及《刑法典》对其不公正相联系。在颁行《刑法典》后，爱尔兰经济遭受到极大破坏，到处都是毁灭，古老的家族衰亡了，他们原有的地产被瓜分。但是，受到更严重影响的是道德。《刑法典》塑造了人们非法、虚伪和复仇的心理。

  爱尔兰人的品格，首先是小农阶级的品格，用伯克的话说，变得堕落和恶劣;上层阶级人士都纷纷离开这一个国家，许多没法离开的中产阶级商人为生存下来，变得狡诈:而贫穷的佃农只得忍受艰难和困苦。爱尔兰的天主教信仰使她成了一名逃犯在爱尔兰下议院，天主教徒被描述为“大众的敌人”。

  在19 世纪40年代，即在英国统治了爱尔兰600 年之后，爱尔兰的落后和爱尔兰人的贫穷使那些旅行者感到吃惊。法国人德·波蒙发现，在爱尔兰，人们的境况比戴镣铐的黑人还不如;德国旅行者科霍写道，在欧洲，似乎没有比爱尔兰的生活模式更卑劣的了。

  他说，他过去常常可怜里窝那(意大利西部港市，或译“利伏诺”)的列托人，而在目睹了爱尔兰人的悲惨处境后，他必须得说:“天啊，上帝请宽恕我的疏忽吧!现在我来到了爱尔兰，对我来说，列托人、伊斯坦布尔人和芬兰人中最贫穷的，比起爱尔兰人来，也过着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

  所有这些悲惨与不幸，几乎无一例外都可以追溯到一个简单的源头一-由于土地被占领而形成的爱尔兰土地制度，这个制度是由数世纪成功的征服、叛乱、剥夺、充公和严厉的立法形成的，在 1843 年中期，取消合并的运动风起云涌，不列颠政府认识到土地问题正是爱尔兰人不满的根源，于是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与爱尔兰土地制度相关的法律和惯例。

  这个委员会叫作德文委员会，得名于其主席一-一位来自德文郡的伯爵。他遍访了整个爱尔兰，询问了 1，100 个证人，打印出3 卷证明册，并于 1845年2月(饥荒爆发前几个月)公布。德文委员会的报告揭示，爱尔兰贫穷的根本原因是地主和细农之间恶劣的关系。

  爱尔兰人民的生存完全依赖马铃薯，只要一小块地就能产出大量食品。假如没有马铃薯，土地细分就不会发生:1 英亩半的土地能为一个五口或六口之家提供一年的食物，而得到相当重量的谷物却需要 6至9英亩的地，同时，需要拥有一定的耕作知识。在爱尔兰，人们一般会用原始的马铃薯裁培法，这样只需一把铁锹即可。挖好沟渠，砌好土基，马铃薯就能自行生长。

  此外，马铃薯还是最有利用价值的食品，可用来饲养猪、牛和家禽，而如果用块茎喂养牲畜的话就太少了。它也容易烹饪，以它为主食的孩子们都长得体格健美。作为一种常年享用的膳食，它也不会令人感到腻烦。然而它是最危险的农作物之一。它无法保存，不能从这一季贮存到下一季，这样，每年当上一季的马铃薯消耗光，而新一季节的马铃薯还没有收获时，就会有大约 2，000，000至5000，000 没有定期雇佣工作的劳动者免不了要在夏季挨饿。

  因此6、7、8月在爱尔兰被称作“一顿饭月”一一马铃薯变得缺乏，人们只能用其他谷类粗粉(玉米粉、小麦粉等) 代替。这是危险的因为人们必须用钱以过高的价格从小商贩和高利贷者手中购买这些食品，而高利贷者一一恐怖的“吸血鬼”正是爱尔兰农村灾难的根源。更重要的是，要是马铃薯歉收，谷物粗粉或其他任何食物都不能代替它一一人们不可能找到与马铃薯一样便宜的食物，没有这种食物存在，人们也不可能靠栽培其他农作物来替代种植马铃薯，除非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后。

  在饥荒前的六、七十年间，爱尔兰人口以在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增长。为何会产生这种现象，至今仍未有全面的解释。我们缺乏系统完整的关于爱尔兰人口的资料。在爱尔兰，直到 1863年，才开始做强制性的出生登记，尽管早在1821 年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慢慢的开始，但是第一个被认为可靠的数据却是 1841 年的人口普查。

  然而，所有权威人士均一致认为从 1780年开始，爱尔兰的人口开始了一个跳跃式的增长，从1779 到1841年之间，增长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172%。同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也出现了一个迅速上涨。人们习惯将这归因于工业化的扩大，交通工具的改进，城镇的增加，社会交往的扩大和早婚归因于更普遍的接种疫苗，以致因天花而死的人数减少;归因于卫生状况的改进和医疗护理，但这些不适用爱尔兰。

  在那儿，医疗护理几乎没办法实现。1841 年，除了针对热病、性病、眼疾和产科病人所设立的医院之外，爱尔兰只拥有 39 间医务室，用来服务全国 8，200，000人口。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可能得到简单的医疗救助，医疗室只是一种数量有限的诊疗所。都柏林有一个医务室，为 6，286 人提供救治;米斯都有一个，服务于 6，545 人;当郡、朗福德郡、里特林郡只有一个医务室，却要为超过 2万人提供救助;梅沃郡，虽然 1841 年没有被查访，但早在5年前，其唯一的一间诊疗所为 366，328 人服务。

  城镇的增加和交通的改进也不可能对沼泽地区、西部山区和偏僻地带带来多大影响。康诺特省的梅沃郡，作为全国最穷和最偏僻的郡，却拥有爱尔兰最多的农村人口。此外，据官方统计，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增长的最高数值是88%,几乎只有爱尔兰人口增长率的一半--如果172%是正确的话。

  对于这个人口极其稠密且又增长迅速的国家，唯一的出路一阿尔斯特的部分地区除外一一是土地。但不列颠政府从来不曾认真解决过爱尔兰的土地问题，也不关心爱尔兰人民的疾苦，反而是来自爱尔兰的不断反叛和其密集人口才是她越来越忧惧的问题。由于缺乏远见，同时也为了不阻碍自由贸易的发展，英国政府不再打算对这一个国家做必要的现代化变革。这种保守主义也同各自的特定利益和有偏见的对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45 年,关键的出口领域同一种发育不良的农作物依存经济紧紧相连，而当真菌出现时，国家便任由其摆布了。

  19世纪40年代末的爱尔兰大饥荒激化了原本就严峻的社会形势，并深刻揭猿了一个处于他国殖民统治下、缺乏独立地位、不能自我掌控发展道路的民族，已经遭遇，并可能还将继续遭遇的悲惨命运。爱尔兰大饥荒对爱尔兰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对爱尔兰的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

  它加剧了社会的不平衡，造成上百万人口死于饥饿和疾病，同时上百万人口被迫移民国外，给爱尔兰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精神冲击。但大饥荒期间人们的悲惨遭遇也激发了爱尔兰人的民族情绪，使爱尔兰人深刻地意识到了重新找回和塑造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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