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交织共振给全球粮食供给体系投下了巨大阴影，尽管近年全球粮食产出略有增长，但今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再次给全球粮食安全拉响了警报。俄乌冲突不仅直接给两国自身的粮食出口带来重创，而且也引发全球粮食、能源、农资价格飙涨，供应链形势严峻，全球粮食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我国粮食市场在国家“稳字当头”的政策导向下，粮食生产发展向好。当前我国粮食产量已取得“十八连丰”，并连续7年维持在6.5亿吨上，人均占有量达到483公斤的历史新高。国内粮食库存储备充裕，稻谷、小麦两大主粮的储消比达到70%-80%。我国粮食产量高、供应稳、储备足，为从容应对局部冲突和突发事件提供了足够的底气。

　　2021年我国粮食进口量16454万吨，同比增长18.1%，作为全球最大粮食进口国，我国粮食进口量接近国内产量的1/4，并且这一趋势短期内很难改变。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近无忧，远当虑。尽管短期内国际局势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有限，但仍需高度警惕中长期局部地缘政治局势通过影响进口粮食品种、能源及农资价格上涨等途径对我国粮食稳产保供带来的影响。

　　我国粮食进口格局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粮食进口品种集中。我国进口粮食主要包括大豆、玉米、小麦、稻谷四个品种，这四者的进口规模在总体占比中保持在90%以上。当前我国口粮自给率高，但优质稻谷和小麦供应趋紧；大豆和玉米及其替代品是我国进口高度集中的粮食品种，合计占比85%以上。二是粮食进口来源集中。美国和巴西自2002年以来一直是我国排名前两位的粮食进口来源国，在粮食进口总量占比中长期保持在72%以上。其中，我国玉米进口70%来自美国、29%来自乌克兰，大豆进口95%以上来自巴西和美国。三是粮食进口方式集中。我国粮食进口方式主要依赖长距离海洋运输，海运路线相对固定和单一，且大多需要途经国际海洋运输的一些关键咽喉要道。总体上，在我国通过海运进口的粮食中有43%需要途经马六甲海峡，7%需要跨越土耳其海峡，经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等。

　　因此，要时刻警惕与我国粮食进口密切相关的四大外部风险：一是国际粮价持续飙升。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全球通胀高企，俄乌冲突叠加国际资本投机炒作，导致大宗商品期现货价格持续跳涨，当前国际大豆、菜籽、油脂、玉米、小麦等价格均已临近或触及10年来的高位，提高了我国粮食进口成本。二是全球粮食运输受阻。俄乌冲突导致局部地区封锁，加剧乌克兰港口拥堵，使乌克兰运输到我国的粮食面临运输延误甚至中断的风险。此外，俄乌冲突推高油价，船用燃料价格和航运费用也因此水涨船高，从而拉升我国粮食运输成本。三是世界粮食贸易格局面临重新洗牌。一方面，俄乌地缘政治局势在很大程度上牵制黑海地区粮食生产和贸易发展，导致市场对北美和南美地区的粮食需求激增。另一方面，美国和巴西作为我国主要的粮食进口来源国，其化肥供应高度依赖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俄乌冲突无疑会影响上述两国的化肥使用，或致粮食减产，进而可能传导至我国市场。四是多国限制粮食出口。俄乌冲突已引发全球粮食安全焦虑，近期多国为优先满足国内需求，发布粮食出口限制新规以求安求稳。

　　应对震荡的国际粮食市场，牢牢掌握粮食进口的主动权，我国应统筹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以下四方面着重发力：

　　一是扎实抓好粮食稳产保价工作。要牢牢稳住农业基本盘，以国内供给的稳定性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贯彻“藏粮于地”与“藏粮于技”双战略，缩小粮食产需缺口；坚持地方党政同责，筑牢粮食安全防线；管好用好库存粮食，发挥其“稳定器”和“调节器”作用；强化底线思维，加大对投机资本的打击力度，引导国内粮价回归合理区间。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特别是在适宜地区抓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增强国内稳产的确定性。

　　二是加快构建粮食进口多元化格局。一方面，合理把握粮食进口规模和节奏，推动粮食进口来源和品种的多元化，掌握进口的稳定性和主动权。另一方面，加快开辟粮食进口新路线，降低对单一运输路线与海上关键节点的依赖性，如巴拿马运河的替代路线可考虑两洋铁路或尼加拉瓜运河等。

　　三是主动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一方面，借鉴中国高铁招标“以市场换技术”的成功经验，与国际粮商深化合作关系，推动粮食进口领域的“以市场换稳定”。另一方面，依托“一带一路”等契机，鼓励我国大型粮食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完善我国内外联通的粮食供应网络，提升对全球粮食产业链的掌控力和话语权。

　　四是及时做好风险预警与研判。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我国应加强对社会事件风险的评估与调整，并与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经验与良好实践，筑牢粮食安全屏障。并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平台，加强对全球粮食供求情况与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监测、预测和预警工作，避免恐慌性购买和囤积，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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